映象新闻

二是动员与组织村民，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5条、《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第2款规定的动员组织村民参与的义务。

第七条 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制定条例》和《备案规定》的制定和发布，对完善党内法规体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顾名思义，党的建设仅仅涉及党员和党组织，也一直是我们党重视的，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二级学科。只不过由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这种不正当的倒成为天经地义的了。第二条 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第一是明确陈述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党章中既有党的建设法规制度也有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在普遍缺乏好制度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对制度的强调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好制度对人的提升是有限度的，好制度并不能使所有人成为好人，坏制度也不能使所有人成为坏人，所以中国在几千年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一直存在法律和道德并存的情况，既发挥法律底线的功能同时发挥道德教化的效果。有观点认为，既然行为共同标准仅要求复数相对人之间的行为具备客观联系，故判断是否成立共同违法时无须考虑主观故意。

[20]参见李洪雷：论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第8页。[32]基于此，在回答犯罪人在哪些方面是共同的这一问题时，犯罪共同说认为犯罪人之间不仅要有共同的客观行为，更需要有共同的主观责任。责任主义原则要求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行政机关才能予以处罚。这便需适用责任主义，考虑行为人主观过错，判断其主观上是否希望通过帮助行为促成或放任无证经营违法结果的实现。

首先，行为人之间是否构成共同违法，进而是否适用从重、加重处罚的规定，需要借助共同违法理论来判断。[48]其次应用目的解释，判断立法是否具有设定连带责任的目的。

违法共同标准要求行为人具有共同故意，过失行为无法成立共同违法。[14] （二）共同违法处断规则的争议 就共同违法的处断规则，争议在于是一事共罚还是一事各罚。但采违法共同标准，却认定前者是单独殴打，后者是聚众殴打，不仅同案不同罚，也违背客观事实。可见，对行政共同违法的讨论会大量借鉴刑法理论。

即便最终不予处罚共谋者，也不意味着否定了其是共同违法人[24]曾维涛、许才明：《行政管理学》（第2版），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其他公共文化服务当事人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所需制度空间，亦可参照2015年《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2017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中的实施性规范设定，通过明晰所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推进措施、环境保障、目录清单等途径，在参与建设的具体方式、基本理念和重要场域诸方面，推动实现可操作性量化规定。所涉实施性行为指引则作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公共文化服务相对人这两个方面。

在各类义务性规则和授权性规则[20]中，规范设定越清晰、可预测程度越高，越有助于理解其蕴含的基本原则、政策或道德，从而科学、有效地做出行 为选择与生活方式设定。此外，在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背景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制定，2015年、2019年修改）、2005年《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3年《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高位阶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与其他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的所涉事项规定实现协调一致。

[14]齐建辉：《经济法正当程序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9页。该类规范得以被普遍尊重，主要取决于其所呈现的法律与至善道德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合理性，以及法律因其价值和外在效用而被广泛认同与普遍服从的正当性。

基于此，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引之意志、对象和适用的一般性[28]要素指引往往更多地通过同一法律规则的反复适用，来凝练必要的规范性调整属性，从而在相应规范系统内的各组成要素之间，完成对相互联系与作用方式的不同定量、定性考量。美术馆、体育场馆所涉市场机制较为成熟，且自身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则可适当赋予其一定的经营性服务空间。该类受法的拘束，而没有选择的余地[15]之依据，往往通过内容完全确定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来严格要求相关主体受法的拘束而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径[16]。[16][意]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7页。[39]马雪松、张贤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功能预期、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载《探索》2012年第6期。另一方面，就服务效能导向模式而言。

其通常以公共文化设施条款为定性基准，该类条款指引下的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理性化程度则决定了所涉权威象征的科学性水平。均衡协调发展、社会教育功能、均等化、全民阅读、覆盖城乡、标准统一之规定，则是该模式下宏观层面的功能性效能指标。

[38]王佃利、宋学增：《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实证研究——以济南市市政公用行业的调查为例》，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6期。在其方向性引领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应充分结合诸项服务供给合理性要素与服务需求契合性要素，逐步实现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灵活配置，以最大限度地与外部客观环境要件相协调。

又如，《图书馆法》第13条的根据本行政区域内人口数量、人口分布、环境和交通条件等因素规定。[31][英]洛克：《政府论——论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可将图书馆、文化馆（站）、体育场馆、青少年宫、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这十类普适性最强、适用面最广的公共文化设施，设定为各个服务区域的必选项设施，更多地从其档次级别、配套完善程度方面来适时调整。应基于对相应确定性准据指引、可预测性模式指引与一般性要素指引之体系化权威要义的具体阐明，尝试在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准据、建设模式与规划要素诸事项上，探究可能的准据、模式、要素指引因应策略。根据相关规范设定的不同建设活动方式与建设宗旨、目标，可将设施建设模式界分为合作参与导向模式与服务效能导向模式。一方面，就核心功能而言。

另一方面，就衍生功能而言。应将物理距离便利考量、配套设施便利考量以及文化服务传递效率考量设定为公共文化设施便利性配置的基本要求。

[27]刘海年、刘瀚、李步云、李林：《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2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9页。

[9]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以法之确定性问题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则有必要根据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服务对象人口结构、当地文化特色，并结合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现实特点与具体需求，来分别阐明凸显相应确定性准据指引、可预测性模式指引与一般性要素指引之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准据、建设模式与规划要素诸事项的体系化权威要义，以尝试厘清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理性化配置的规范进路。

这类思维范式往往着眼于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的形式性[9]和具有一般性普遍内容的自洽性[10]之体系化规范建构，尝试通过客观制度控制来排除不必要的非理性要素干扰。秩序化准据指引更多地是一种表征为法治实现过程和价值评判[11]的法治秩序指引。例如，《保障法》第15条的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状况、环境条件、文化特色规定。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农家（职工）、总分馆之规定则厘清了公共文化设施的行政区划式逐级分布样态，配备人员之规定则厘清了公共文化设施的人员配套式分布样态。

根据相关规范设定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所涵摄数量、性质要素之不同，可将设施规划要素界分为单元要素与属性要素。[25]葛洪义、陈年冰：《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辩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则应以核心功能保障为原则、衍生功能保障为例外，非经法定程序审批授权不得从事衍生功能活动，获得授权者相应活动事项范围亦不能随意扩张。所涉原则性行为指引即该模式下凸显权利义务一致化的共建共享，其旨在明确合作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利益共享目标。

[36]赵谦：《机构建制与治理：土地复垦监管组织条款的规范分析》，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5期。[2]董彦斌：《摆荡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四种光谱：民初宪政新论》，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